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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張琦
引子：不易猶見前朝衣冠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一，三十五歲的朝鮮人洪大榮，隨着朝鮮賀歲使節，照例盛裝朝拜，表達朝鮮國王對滿清皇帝的祝賀。儀式完畢後步出午門，他察覺到似乎有很多好奇的人注視自己，還有兩個穿披肩品帽戴數珠的官員，在目不轉睛地觀看。洪大榮覺得很詫異，便上前詢問：「老爺熟看我們何意？」這兩人笑容可掬的回答：「看貴國人物與衣冠。」洪大榮不由心中一動，便追問道：「我們衣冠比老爺如何？」兩人臉上的笑容似乎凝住似的沒有回答。據洪大榮事後的記載，這兩個人是翰林檢討官，一個叫吳湘，一個叫彭冠。
在朝鮮使臣穿着傳統的正式衣冠，其實就是前朝——被清帝國取而代之的明朝——衣冠。來到北京的時候，他們成了京城裏一道異樣風景，似乎是奇裝異服的他們，常常被人們好奇的圍觀，不止這兩個翰林檢討，另一個姓李的太常寺少卿也曾經來問，「貴處衣服，是尊何代之制？」而另一個叫周應文的讀書人則好奇地問，「貴處衣冠可是箕子遺制否？」看起來，在清帝國生活的人，已經對這種本來屬於漢族前朝的衣冠不太熟悉了，這使他們不僅陌生，而且驚奇。
倒退回去若干年，經歷過明清之際那一次天崩地裂的人，倒是記得這種舊朝衣冠的。這是被推翻了的明朝衣冠，是漢族的舊時服飾。說起來，對於新政權來說是一種強制民衆承認其合法性的必要手段，可是對於習慣舊王朝的人來說，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個割斷歷史的痛苦過程。順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剛剛滅亡五六年，儘管南明朝廷還在南方掙扎，朝鮮還在堅持沿用崇禎年號，可漢人已經不得不改易髮服，所以當他們看到昔日的東鄰，舊日的東夷，竟然還可以穿着舊時衣冠堂皇過市的時候，常常就有一些自我悲憐，來中國出使的朝鮮人常常記載說，「華人見（我）東方衣冠，無不含淚，其情甚戚，相對慘憐」。
但是，時間會磨滅歷史記憶，到了洪大榮出使北京的乾隆中期，滿清帝國已經建立一百二十年，算起來已經是第四代第五代了，彷彿人們也都已經習慣了滿清服飾，倒把本來就是自己漢族的衣冠看成異鄉制度，一個叫潘庭筠的漢族文人，看見洪大榮「以方冠，着廣袖常衣」，他不知道這本是明代的秀才常服，卻嘖嘖稱讚它「制度古雅」，還得洪大榮反過來告訴他，「我們衣服皆是明朝遺制」。
一、舊日衣冠：無意中開啟的記憶
這是「明朝遺制」？如果真是，在清帝國中心，就有些犯了政治忌諱。那麼，在滿清中葉，朝鮮使臣穿着前朝衣冠到清帝國來，究竟是否真的會喚起一些關於戰爭，王朝，族羣的歷史記憶？
漢族人並非就應當是中國天經地義的執政者，但是，一貫以「華夏」自居的漢族人，一旦被原來鄙為「蠻夷」的滿族所統治，在心底深處，卻始終有所不甘。中國文獻對此記載也許並不算多，可在朝鮮資料裏面，卻處處可以看見當時漢族人壓抑已久的恥辱感。康熙三年（1664），朝鮮使者洪命夏到北京時，就說漢人凡見到朝鮮使者，「皆有唏噓嘆息之色，欲語未語……蓋見我衣冠，自不覺其感慨而然也」，這種心情在短期很難平抑。五年以後，遼東一個姓顏的漢人知縣，見到朝鮮使者閔鼎重，儘管言語之中頗有忌諱，但也很坦率地說他自己，雖然在滿清帝國已經官居正七品，也是進士出身，穿了滿清的衣服，但是心底裏仍然羡慕貴國保留了「漢官威儀」。
衣服的話題始終戳着漢族中國人的心理痛處。所以，他們既關心穿什麼衣服，又總避免談到衣服，心裏很尷尬又為難。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一個姓李的朝鮮使者還說，「每與渠輩（指清國人）語，問其衣服之制，則漢人輒赧然有慚色」。為什麼漢人「有慚色」？因為朝鮮衣服倒真的是「中華之制」，而中華穿的倒已經是「蠻夷」服飾了。說到這個話題，漢人只好半是自嘲，半是解嘲，他們說，滿清衣冠也有很多好處，「頭髮盡剃，無梳櫛之勞，上下均服，無名分之，制度簡易，執事服役無所相礙」，還有人拿了歷史來說事兒，冠冕堂皇地解釋說，「一代有一代之衣冠」。
漢族人對「易服色」看得如此輕易，這使得一貫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鮮使臣，打心眼裏看不起滿清統治下的漢族文人，儘管像1712年出使北京的朝鮮人崔德中也知道漢族人是出於無奈，因為滿清「或囚或打」，漢人在高壓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們仍然不能釋然於心，對於清帝國「以中華之禮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資」的現象，他們感到即痛心又蔑視。朝鮮人反覆說，清帝國其實不是中華，而是蠻夷，更何況如今「四海之內，皆是胡服，百年陸沉，中華文物蕩然無餘，先王法服，今盡為戲子軍玩笑之具，隨意改易，皇明古制日遠而日亡，將不得復見」，這話說得很沉痛。
二、仍舊前朝服色：中華唯有遺民？
滿清入關，依照歷史慣例建立新的年號，又強迫漢人剃頭辮髮，雖然看上去使用滿族習慣強迫漢族接受，實際上恰恰沿襲了漢族「改正朔，易服色」的傳統。不過，堅持漢族傳統的遺民，在「留髮不留頭」的威脅下，也同樣以傳統應對，把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髮編辮作為氣節的象徵，「朝華而冠，夕夷而髡。與喪乃心，寧死乃身」，所謂「保髮嚴夷夏，扶明一死生」，在同一傳統中的新朝和遺民，缺持了兩種立場勢如水火。
畢竟大多是普通人，普通人在權勢逼迫之下，只好服從權力改服剃髮。於是，在一片辮髮胡服中，穿這大明衣冠的朝鮮使者每次出現，好像都會引起一種故國離黍之思。就在明清易代六十八年後的康熙五十一年，崔德中初到清國，曾和一個九十一歲的老僧有一段對話：
余問：甲申之歲，汝年廿一，能記其時乎？答曰：其時出家久矣，豈不明知？問：我等衣冠與明制一樣耶？答云：一樣爾，第無笠子，只着冠與帽子矣。
同一年，閔鎮遠隨同朴弼成出使清國，在經過遼東新城的時候，閔鎮遠也發現，「觀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到了山海關以後他又發現，「居民多漢人，風俗與關外有異，見吾輩行，多有豔慕起敬者」。這天夜裏，他看到一個年輕的漢族人穿了朝鮮隨從的衣服歡喜踴躍，於是就問，穿這樣的衣服高興嗎？回答說，這是我們祖先穿的衣服，怎麼會不高興呢？並且說：「每念剃頭之痛，只欲無生」。幾天後，他在路上又遇見一個自稱是明皇室後人的讀書人，也說「見老爺們所着衣冠，不勝欽羡，吾之所着，即與牛馬何異？」然後，小心翼翼地把筆談問答的紙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嗚咽曰：恐有人竊聽，慎之慎之」。
到了乾隆年間，滿清王朝建立已經百年，遺民那些象徵了漢族正統的衣袍冠髮，和他們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隨着時光的流逝已煙消雲散。那個時候的知識階層，早已接受了這種異族政權的現實，只是有時候還想起歷史來，稍稍心裏還有些赧然和愧疚。畢竟已近是乾隆時代，遺民作為歷史的象徵，刺激的意味已經不再強烈，人們已近漸漸習慣了新朝服裝。這時候，朝鮮使者的衣冠倒成了喚醒漢族人歷史記憶的資源。在一次閒聊中，洪大榮給兩個漢族文人說到這樣一件事情：山海關外的一個知縣，遇到朝鮮使者，就把他們請到內堂，向他們借朝鮮的衣冠來穿戴，穿上衣服後，夫妻相對而泣，使得朝鮮使者也黯然淚下。說罷故事，兩個漢族文人「垂首默然」，跌足嘆息說「好個知縣」。
有嘆息就說明有痛楚，有痛楚，這種歷史的瘡疤就會時時被揭開。雖然明朝遺民隨着歲月流逝漸漸消失，雍正、乾隆年間，已經不大有這種離黍之思，沒有了離黍之思的人也沒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漢族的歷史記憶卻埋藏得很深，並不隨着時代變遷而泯滅。所以，儘管穿這種衣冠的遺民不再出現，可是這些衣冠卻在娛樂舞臺的戲曲人物中，外國使節的禮儀朝覲服飾中和漢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斷出現。在這種看似邊緣的象徵物出現時，深藏的族羣記憶仍然會時時被撩起。
三、戲臺：「演戲之人皆着古衣冠」
先看戲臺上的人物。
乾隆年間，朝鮮人李德懋（1741-1793）出使燕京，一天到東安門拜謁大成廟，殿門一開，很多老百姓看見朝鮮使者穿烏帽團領，行四拜之禮，就指指點點地說，這好像「場戲」一樣，所謂「場戲」就是穿了古代衣服演戲，原來，在當時一般人的記憶中，只有「場戲」中的演習人纔會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上一個「古」字，說明這種衣冠連同他所攜帶的歷史已經相當遙遠。
這也許是高壓下的必然。衣冠不僅是文化認同的標誌，也是政治承認的象徵。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場合，所有人都必須穿着本屬於「蠻夷」的衣服，否則就會招來殺身之禍。當時的漢族文人說，就連孔孟程朱再世，也不得不服從這一制度。當時，朝鮮人對於清國官員戴數珠之制不以為然，說這不是「先王之法服」，但漢族文人卻告訴他，你不了解清國之制，可當朝鮮使者故意調侃說，數珠是信仰佛教的東西。漢族文人鄭重地說，「非也，雖程朱處今之世，敢不帶耶」。
可是，戲臺上偏偏卻還穿這種古漢族衣冠。
本來，清朝官方對戲臺上反覆出現前朝衣冠也有一些警惕，順治末、康熙初曾經發生過這樣一樁事情：刑部捉住沒有剃髮的一人王玉、梁七子，他們自稱是演戲的人，要男扮女裝，所以不剃髮，但是皇帝卻勃然大怒，下詔說，以前曾下令不剃髮者斬，並沒有允許優伶留髮，至今這些人還違背命令，實在是可惡。所以，現在再次警告，如有偽託優伶不剃髮的，十天之內速剃，十天之後，如有不剃髮，一定重重治罪。但是，禁令歸禁令，也許是人們習慣了舞臺上的漢族衣冠吧，就連滿清宮廷、貴胄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這使得戲曲領域「漏網」獲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權，在戲臺上很奇特地保留了歷史上漢族的傳統服裝。洪大榮曾經詫異，「嘗見皇上南遊圖，處處宮殿樓觀戲臺，皆極其奢麗，且道戲臺有何好處？」一個漢族朋友潘庭筠就說「戲臺有戲臺妙處，以其有漢官威儀也」。因此，戲臺在某種意義上，卻成了喚回漢族歷史記憶的場所。
這種以為朝鮮人也早想到了。康熙末年，崔得中在回朝鮮途中經過永平府，正好看見演戲，他注意到這些戲中人物穿的，都是明代甚至宋代的朝服、軍服，他覺得「以中華之禮服，反作市胡弄完之資，痛哉」。不過，稍候另一個出使北京的徐長輔到時發現了這裏面的奧妙，他說，戲臺上所用衣冠，都是歷代中華的衣冠，這就是「禮失求諸野者」。而在這些使者裏面，要數洪大榮對這一奇特的現象特別敏感，但潘庭筠問他「場戲有何好處？」的時候，洪大榮心領神會，就說「不經之戲，然竊有取焉」。他們彼此都明白，所謂「有取」。就是因為人們可以在戲臺上「復見漢官威儀」。
也許這並不一定是真的有意識保留「漢官威儀」，只是由於清帝國剃髮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指一點殘存的歷史遺跡，給朝鮮使者帶來了對異域悲情的無限遐想，他們覺得這可能就是漢族人苦心孤詣保留的東西。一直到道光八年（1828），一個叫朴思浩的朝鮮使者到中國來，看到戲臺上演戲，還覺得這種戲臺上的特別衣冠是漢人有意為之，他在《演戲記》裏便猜測說，「演戲，戲也，亦關中國之沿革。蓋清初有人慮其歷代衣冠之無傳，設為此戲，塗人耳目云，言斯言也。豈不成遠慮哉？」換句話說，在他們看來，這些「漢官威儀」之中，真的寄寓漢族故國離黍之思。
四、外國使節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讓人聯想的漢族衣冠，除了出現在戲臺上，還出現在外國使節身上。
明清之際中國變色，按照朝鮮人的說法，已是滿目腥膻遍地蠻夷。「禮失求諸野」這句話，不僅常常被漢族文人想起來，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鮮使臣放在嘴邊。外國使者團到北京來，清廷倒是對他們的服飾聽之任之，因此朝鮮、琉球和安南，便照舊穿了前明的衣服，一樣招搖過市。
在各種〈皇清職供圖〉中都有朝鮮、安南與琉球人物的圖像，可以引證朝鮮使者在《燕行錄》中的一些記載。乾隆後期出使中國的徐浩修記載，安南使者的服飾，倒與朝鮮大體相同，「束髮垂後，戴烏紗帽，被闊袖紅袍，拖金玳瑁帶，穿黑皮靴」，這樣的服飾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大體同事的金正中也記載，和他們一起到北京朝覲的琉球使者，朝袍廣闊，仍然是古人制度，用了黃帛為帶，緊緊束腰，頭上以黃色綾裁作頭帕，和朝鮮的幞頭差不多，「人物古雅，言語淳淳，稍無俗野之氣」。而安南人則高髻網巾，朝袍角帶，與朝鮮更接近，而且把他們的帽子叫做「文公冠」。
不過，比起琉球和安南來，朝鮮人更有一種中華文化繼承者的心態，雖然同樣都是「事大」與「朝覲」，朝鮮人仍然覺得，只有自己堅持了中華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向滿清，就打心眼裏看不起。徐浩修，對安南使團的君臣在朝覲時候穿了滿清服裝異常不滿，就明知故問的諷刺，「貴國冠服本欲滿洲同乎？」安南人回答說，因為皇上表彰我們國王親自來朝覲，所以，特別送給車服，我們奉命在北京朝拜的時候使用，歸國反途中在穿回本來的衣服，這種衣服不過是一時權宜而已。本來這是當時安南人小心翼翼的策略，但是，在徐浩修「政治正確」式的故意追問下，據說安南人也面有愧色。對於雖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緬甸人等等，儘管穿着並無可挑剔，但朝鮮的使者覺得他們的文化不是那麼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評琉球人，說他們輕薄狡詐，不夠謹厚。而緬甸人則是三國孟獲的遺種，他們穿蟒布衣服，但頭不戴冠帽，梳了兩髻，極可笑。
說起來，朝鮮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顯得相當苛刻和自負，他們面對琉球和安南有一種居高臨下，甚至面對清國人也一樣從心底裏透出不屑，當有漢族文人詢問，「（朝鮮）使臣不加帽而所以戴貂皮者，何制也？」金正中就很驕傲地回答，這是中華舊制，你沒有聽說過吧？當中國士大夫稱讚他們是衣冠之國，他們又故意反問中國衣冠究竟來自何代。像朴思浩就是這樣，和漢族文人一起聊天，偏偏哪壺不開提哪壺，故意挑釁地說，你們清國的帽子、狹袖，竟然用於朝賀宴享祭祀征戰燕居，那麼這是中華之制嗎？搞得滿座面面相覷，只好尷尬地回答：這不是唐宋明遺制，是清國之制。這時，朝鮮使者心理得到極大的自我滿足，漢族中國人的心裏卻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五、漢族婦女服飾：邊緣的模糊
邊緣有邊緣的模糊，不被重視也免了被監管。
和外國使者的衣冠一樣，滿清婦女的服飾有時也會成為激活漢族歷史記憶的資源。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曾用焦秉貞繪、朱圭刻〈耕織圖〉與清初〈燕寢怡情圖〉為例，說明清代婦女服裝仍然沿襲晚明，如高髻、花釵、對襟外衣或水田衣、長裙、或加雲肩，從萬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宮博物院藏〈雍正十二妃子圖〉裏面的滿清皇妃，都穿了漢族的衣服。這倒是實的，有時候，審美習慣並不跟隨政治規訓，康熙年間出使北京的崔德中就注意到，漢族的女人又得穿着摺裳，上身穿明代衣服，頭上裝飾着彩花珍珠，出門的時候臉上罩着黑紗，有的騎驢而行。於是大為感慨說，「女子則猶帶明衣制矣，可愛。」
明衣冠可愛而清冠服醜陋，這當然是朝鮮人的固執見解，不過，對滿清習慣的鄙夷，伴隨的只是對漢族衣冠的偏愛。朝鮮人從很早期就堅持穿着漢族衣冠，還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徵，《三國史記》卷首金富軾序文裏，就歷數新羅到高麗的服飾變遷，他說，到金春秋得到唐太宗皇帝所賞賜衣帶，回到朝鮮推廣，便以華變夷，而在後來文武王時，又改革婦女的服裝，自此以後，衣冠才完全同於中國，而朝鮮也從此進入「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本來這種服裝的偏好只是對另一個文明的嚮往，但是在中國的明清易代以後，他卻具有了確立朝鮮文明正統性的意義。依然穿大明衣冠，使得他們可以自豪地宣稱自己是「小中華」，而中國卻已是「夷狄之邦」。而漢族女子的服飾，在滿清夷狄時代仍舊沿襲晚明，便給他們帶來一個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漢族女子身上寄託了漢族的歷史記憶。
啟示。最初滿清王朝還是想統一服飾的，康熙還沒有親政的時候（1664），朝廷曾經有過一個動議，想禁止漢族女子穿漢族衣服。滿足官員覺得「清國即得天下，天下服色不可異同」，可是，據說「此論一出之後，漢人氣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衣冠，解其足裹，有若剃頭者然」，大概是碰到激烈反彈的，連官員都知道這是「招怨之舉，深可慮也」，所以，建議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沒有真的動作。
說起來，滿清王朝的漢族婦女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滿清實行的是「男降女不降」政策，但另一方面卻是順應傳統審美觀念強大的慣性。儘管滿清入主中華，但漢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的心目中，還是有一種有文化和有歷史的高雅象徵，那個時代並不像追逐時髦和新潮的時代，在人們的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時尚卻只是流俗。在小說、戲曲以及書畫中，要表現一種想像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這種古典的，而不用時尚的衣冠。這種審美觀念的慣性延續，看上去無關緊要，卻帶來了一個深遠影響的後果，就是古代衣冠始終一方面成為美的象徵引起誇耀和自豪，一方面卻成為恥辱的標示，時時觸動漢民族的族羣意識，正像一個朝鮮使者所說的，儘管在當時，「無論胡漢，一皆胡帽胡服。而見畫本，雖畫近來人物，冠帽皆悉依漢儀，於此可見，雖不得已從時制，而心實謙然也」。
尾聲：「遵時」的一般民衆
話須說回來，儘管戲臺人物、外國使節和漢族婦女的服飾辮髮，可能不斷刺激着漢族人的族羣記憶，但是，來自政治權利的現實力量，畢竟要遠遠大於來自歷史記憶的心理屈辱，一般民衆甚至是深諳歷史的讀書人，在現實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這種屈辱，剃去漢族傳統的頭髮，穿上滿清的衣裝。朝鮮使者李宜顯在初始北京的路上，遇見一個叫馬倬的讀書人，與他談論衣冠之事，他「顯有愧屈之色。即書示曰：我們未嘗不羡，但我們遵時耳」。
「遵時」是什麼？就是向現實妥協，因為在滿清直接控制範圍之外，所以，朝鮮人不太能過體會漢族人的苦衷，倒是懷着一種逆轉的自負和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個叫姜銑的朝鮮使者，在清國寫了兩首詩，先是說「使者遙尋秦地界，夷人驚怪漢衣冠」，接着說「楚士幾輕秦吏卒，蠻兒渾怪漢衣冠」。這很有趣，在漢人眼中本是東夷的朝鮮人，到了中國卻奇怪這裏找不到真正的中華，本來是中華的漢人，卻在朝鮮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蠻兒」，他們卻對原本祖先穿過的大明衣冠感到陌生和詫異。難怪乾隆年間的洪大榮要嘲笑漢族中國人說，「中國衣冠之變，已百餘年矣。今天下唯吾東方略存舊制，而其入中國也，無識之輩莫不笑之。嗚呼，其忘本也。見帽帶則謂之類場戲，見頭髮則謂之類婦人，見大袖衣則謂之類和尚」。
也許，指責太苛刻，批評太輕率，嘲笑也未免不夠忠厚，因為漢族讀書人已經說的很明白，這是不得已，就連程、朱在世，在這個時代也不得不剃髮編辮，穿上滿清服裝。「遵時」的代價是被壓抑的歷史記憶，而這種歷史記憶的被壓抑，是因為漢人經歷過很慘烈、很漫長，而當時朝鮮人並沒有經歷過的血腥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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