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家店」核心價值在當今的反動性

來源：文章摘自《文學報》2010年12月23日
董健口述　高子文整理
原題為〈「秦家店」核心價值在當今的反動性——對《大秦帝國》的再質疑〉

　　編者按：孫皓暉長篇歷史小說《大秦帝國》問世後，本報相繼刊發了來自作者和評論界的多篇長文，或就創作理念做系統梳理；或從文學史角度解析小說藝術形象，文章刊出後引來史學界和文學界不同觀點的爭論，焦點之一是對中國文明史的價值評判、怎樣看待秦文明。本期「論壇」，我們再發南大教授董健先生的「再質疑」文章，意在百家爭鳴的掽撞中，一步步接近「真理的境界」。歡迎各界讀者朋友參與討論。

一、我為什麼要再次回應

　　這裏說的「反動性」，是指一種反啟蒙、反現代，對抗和諧社會與以人為本的思潮和情結。這種「反動性」彌漫在一些反對改革開放的人的心理中，也往往表現在一些文藝作品中。由於2010年年初，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上海《文學報》把《大秦帝國》推出，纔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於是我就在《揚子江評論》上發表了與博士生高子文的對話，對它提出批評。

　　此後不久，看到了作者的反駁文章。本來我不想再討論這個問題了。這是因為，爭論的焦點之一是中國文化的源頭問題。小說作者孫皓暉把秦朝文化說成是中國文化真正源頭，這是一個常識性的錯誤，無須爭辯。稍微有點歷史常識的學者可以說不屑與他辯論。過去在對中國文化源頭的討論中，從沒有在這個問題上有過爭論，陳遼的批評文章（〈創作理念的誤導，作品自詡的反差——評大秦帝國〉，《文藝爭鳴》2010年第11期）也說得很清楚了。要是再辯論下去，學術界要嘲笑我們了。不過，說秦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源頭」，這是觀念荒謬造成的無知與愚昧，還是愚昧無知造成的觀念荒謬，這倒是值得深思的。

　　不久前我讀到溫家寶總理關於改革的一系列談話。他在談政治體制改革時，進一步強調了自由、民主、人權、法制這些普世價值對中國當前改革的意義。並且，他是從整個世界潮流來講的，強調走向自由、民主，走向現代文明這個總的傾向是一種世界潮流。這個潮流浩浩蕩蕩，正如孫中山所講的「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覺得這不僅是他個人的看法，也代表了整個中國當前的現實要求和人心所向。那麼，放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我們來關注人們的精神狀態，就會發現，《大秦帝國》頌「秦」挺「法」，從根本上說，它的思想是否定普世價值，對抗現代性，對抗當代意識的。李慎之曾在他的〈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太平洋學報》，2001年第3期）一文中對「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作了區分。「傳統文化」指的是在歷史上出現的各種思想和文化成果，如「經、史、子、集」中的各種著作，紛繁複雜，其中有精華也有糟粕，我們可以在區分之後，加以批判地繼承；而「文化傳統」則指的是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上面所形成的統一的「意識形態」，它滲透在民族心理中，從古代一直影響到當代。秦漢以來，「文化傳統」儘管過了兩千多年，卻沒有中斷。李慎之認為秦朝以來的「文化傳統」，一言以蔽之，就是專制主義，對此我們應該予以絕對地拋棄。秦朝雖然不是中國文化的正源所在，但它在專制主義的「文化傳統」上倒確實是作了系統化的「奠基」工作的。小說作者對秦的大加頌揚在客觀上加入了對中國未來改革道路的論戰，而他所加入的這一方恰是支持專制主義的。應該清醒地看到，專制主義的思想對當前中國政治改革會造成非常壞的影響。

　　《大秦帝國》的批儒立場，在當前「儒學熱」、「國學熱」引起國人反感的情況下，會得到一些讀者的同情。但是有一點需要明確，那就是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都有可能通向皇權專制主義。儒家和法家的出發點很不一樣，儒家的出發點是「人」，但它的「禮」又是「治人」的；而法家則更偏重治人之「法」，把人作為試「法」之工具，作為為統治者製造政績的材料。後來儒家的「禮」與法家的「法」合流，共同支撐皇權專制主義。《大秦帝國》頌揚法家，卻不辨析法家思想中所含的專制因素，也不辨析儒家思想中的積極價值。（法家之「法」絕不等於現代法制。）小說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醜化是極為惡劣的，暴露了作者從「文革」中繼承下來的那種仇視理性、仇視知識分子、仇視自由、民主的文化價值觀念。他不僅把孟子寫成一個守舊勢力的代表，而且極力矮化和醜化其人格。而事實上，孟子在儒家思想家中是最具有民本思想和知識分子主體意識的一位。我曾在〈春末隨筆〉（《鍾山》，2004年第4期）中談過孟子思想在今天的意義。他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強調個人的精神自由，強調知識分子的自我價值。孟子說過：「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這話孔子說不出，今天很多人也做不到，真是了不起。朱元璋為此把他請出了孔廟，還下令對《孟子》作了刪改。從專制統治出發，朱元璋感受到了孟子思想，也就是知識分子獨立精神對他的威脅。

　　基於以上幾點考慮，我覺得應該對《大秦帝國》再次予以質疑。

二、歷史主義不是根基是陷阱

　　喜歡放過歷史罪惡，不願接受歷史教訓的人，或者為了現實的需要而要從歷史文化資源中吸收某些有毒材料的人，總喜歡搬弄「歷史主義」這個概念。孫皓暉反駁文章的題目叫做〈歷史主義是理清中國文明史的根基〉，也把歷史主義推了出來。這個題目本身就不通，「歷史主義」只是方法，而怎麼能是「根基」？但即便作為一種研究歷史的方法，「歷史主義」也並非完美。我最近剛讀了復旦大學俞吾金教授的一篇演講（〈歷史主義與當代意識〉，《文匯報》，2010年9月25日），他正好回答了孫皓暉的問題。俞教授不一定看到孫皓暉的文章，但令我想不到的是，文章的針對性卻非常強。俞吾金教授講的是歷史主義與當代意識。我非常同意俞教授的觀點，因此引用他的說法來回答孫皓暉。

　　俞教授認為，歷史主義有三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對歷史起點和歷史過程的崇拜。就源頭崇拜來說，孫皓暉不可謂不堅決。但他恰恰是在這裏被歷史主義的陷阱困住，出了個大洋相。他居然把晚出的秦地文化說成是中華文化的源頭，犯了常識性的錯誤。歷史主義的源頭崇拜本身就有問題，而孫皓暉連這個有問題的方法也沒有做到，真是錯上加錯！說到對歷史過程的崇拜，《大秦帝國》作者的錯誤也如他在源頭崇拜上犯的錯誤一樣。作者在描述秦統一六國的全部歷史過程中，連起碼的歷史真實性都達不到。如書中所寫的六國分秦大會這樣的大事件，全是對歷史的偽造，還奢談什麼歷史主義！連《史記》等多年傳下來的典籍的記載都推翻了，還談什麼歷史主義！俞文指出所謂客觀性就是人們認識的普遍性，至於那純粹的歷史的客觀性是找不到的。歷史學家所能做的，只是通過史料，接近歷史真相。從這一點來看，對秦國歷史的記述，司馬遷無疑是做得最好的。但《大秦帝國》的作者以及這個小說的吹捧者們，卻一致認為司馬遷不可信，這是人們所不能接受的。他們沒有能夠提供足夠的歷史資料，而是通過虛構的故事來做翻案的工作，最終目的是將他們所崇拜的對象極度地加以美化。

　　俞教授講的歷史主義的第二個特點是對歷史的虛構和歷史的泡沫非常感興趣。一些歷史題材的作品，往往是將一些通俗的情愛故事放入歷史，以激起閱讀和觀賞的興趣。但那些都並不是歷史。他舉了金庸的小說作為例子，金庸並不是一個歷史學家，沒有好好研究歷史，在他的小說中，歷史都是虛假的，都是傳說和虛構。儘管在歷史學家看來都是假的，老百姓卻喜歡。事實上這是打着歷史的旗號，給人以一種「歷史感」與「陌生感」，以吸引讀者。我曾談到，《大秦帝國》這個小說在藝術上很粗糙，它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評法批儒」的論文，一部分是武俠小說。所以整個小說結構很鬆散，充滿了大量的歷史泡沫。可以舉幾個小說中的例子來說明。寫嬴渠梁去神農大山墨家城堡那一段，大都是虛構的，秦孝公既不會出現在這裏，墨子更不可能見到他。對墨家弟子的描繪，完全是用了武俠小說的手法，他們被描繪成一個武林幫派，與歷史距離很遠。《大秦帝國》中非常重要的人物白雪，也是非常缺乏真實感的，對她的虛構只是為了替商鞅的「寡情」作辯護，同時把言情納入作品，增加感情戲以吸引觀眾。而在這方面作者的才華又遠遠不如金庸。金庸的小說只是借用了「歷史」的背景來描繪他的武俠故事，他並不以展現歷史，評價歷史，甚至去尋找什麼文化源頭為目標。因此，我們不需要寫文章和金庸商榷元朝的、清朝的歷史的評價問題。但孫皓暉不同，他不把自己的小說放在一個純虛構文學作品的位置，而是將其作為一種為歷史辯護的文本，以此改變人們對秦朝歷史的認識和評價。然而，儘管在序言中洋洋灑灑地表達了他對重新描述與評價秦朝歷史的野心，但我們在小說中看到最多的還是對歷史泡沫崇拜與對歷史的大肆偽造。

　　歷史主義的第三個特點是對歷史實事的厭倦。與當前現實生活有關聯的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他們卻往往會避開。對虛假的歷史泡沫他們那麼感興趣，但對「不方便」的東西卻厭倦，要把它避開。俞教授舉了「大躍進」的例子，當時的那種主觀唯意志的種種「革命」創舉，餓死了幾千萬人，今天那些維護「主流意識形態」的人們就不願意再提及了。這叫做以「歷史主義」的態度對待歷史。《大秦帝國》在對待「焚書坑儒」這件事時，就選擇了這樣的一種態度。原本重要的史實被作者輕而易舉地帶過了，「焚書」之事只是在根據李斯的意思而頒布的所謂《文治整肅令》中加以簡要地評析。對焚書的狀況與當時知識人及百姓的生存環境不作任何具體的描繪，卻把重要的篇幅用在對所謂的儒家弟子密謀策劃復辟的詳細的虛構中。秦始皇的「坑儒」因此而顯得像是一個正義的舉動。「焚書」的事關係到文化人，知識分子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這是歷代都繞不開的問題，但顯然作者大感「不便」，於是有意迴避。在小說中，他把這幾章的標題定為「鐵血板蕩」，「鐵血」這個詞讓人非常自然地想起了德國的法西斯。更為荒誕的是，孫皓暉在很多文章中聲稱秦沒有暴政，認為秦的政治非常公平合理。這是對基本史實的逃避。講到戰爭時，他甚至認為很多國家都是和平解決的，並沒有大規模的殺戮，這就是更大的笑話了。

　　當代意識是指一種引導人走向現代，走向民主與自由的意識。孫皓暉的主張與此恰恰相反。他在《大秦帝國》序言中所暴露的文化觀念是反人道、反現代、反啟蒙的。「愛國」是一個中性價值，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壞的。希特勒也鼓吹「愛國主義」。在皇權專制者的心目中，朕即國，愛國就是愛我！小說作者甚至鼓吹一種十分荒謬的「文化出身論」，認為誰找到自己古老悠久的強勢文化源頭，誰就在國際上有「發言權」。其實並非如此。美國現在很有發言權，它的文化的本源在哪裏？即便找到也很年輕。日本更是如此。這種「文化出身論」是非常荒謬的。而在這種「文化出身論」的背後是一種強烈的狹隘民族主義。

三、暴力崇拜和國家主義

　　《大秦帝國》作者一再強調弱小民族的強勢崛起與強勢生存這一點。他心目中的強勢並不是指真正文明上的發達，而是指在一種統一的文化下的民族能打仗、能農耕，通過暴力來達到的經濟、政治、軍事上的強勢。這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暴力崇拜。法國當代思想家雷蒙．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呂一民、顧杭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一書中描述了某些知識分子的特點：「他們信仰暴力，認為唯有暴力纔能塑造未來。」他認為通過這種暴力的方式建立起來的新政權往往並不更好，反而更壞，不能迷信一種新的政權就一定是好的。放在秦朝這個具體的政權上來看，如果秦真如孫皓暉所說的那麼好，那它就不會那麼短命了。回到戰國歷史看，在當時的七個國家中，無論從文化還是經濟看，秦國的文明程度比齊國、魏國都落後得多。而秦國以一個弱小國家，通過商鞅變法提高了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最後通過暴力擊敗了先進國家。我曾說過，「地處西部的秦國是一個野蠻落後之國，它以暴力與恐怖強國，又以暴力與恐怖滅了六國。雖然實現了大一統，但也開啟了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主義的黑暗時代。」（〈「打開窗戶，讓更多的光進來！」——序張光芒著《中國當代啟蒙文學思潮論》〉，《當代作家評論》，2008年第5期）

　　秦國在文化上落後這一點是無須質疑的。它本身從弱小到強大，沒有產生一個思想家，商鞅、呂不韋、韓非都不是秦國人。孫皓暉在歷史邏輯上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他說秦國統一了六國，所以它是先進的，繼而要尋找文明的源頭，就從秦文化中去尋找。事實上，法家文化源頭並不在秦。馬克思主義在俄國付諸實踐，取得了勝利，產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從文化源頭上說，只能到德國或英國去尋找馬克思主義的源頭，不能在俄國尋找這一源頭。在秦文化是否是中華文明正源這一點上，一樣如此。七雄決戰秦國勝，但中華文化源頭並不因此就在秦。關於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不平衡這一點，馬克思有過精彩的論述。（〈《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過去我們常常庸俗地理解了歷史的「進步」問題。物質和精神之間有聯繫，互有影響。然而經常可能出現的一種情況是，文化落後的國家民族卻打敗文化先進的國家民族。秦國的勝利，就是這樣實現的。類似的事件在後來的中國歷史上又發生了很多次。比如蒙古滅宋建立元朝，滿族入侵建立了清朝。但是，我認為，這樣的一種強國的模式，在進入現代社會以後是否仍可行，很值得懷疑。現代戰爭已經不再是人與人之間直接的肉搏了，而是建立在高科技基礎上的一種競爭。文明程度的高低在很大意義上決定了戰爭的勝負。因此僅有激情和鬥志的落後國家和民族很難再取得勝利。從道義上講，我們更不希望落後的國家通過戰爭來實現對文明國家的統治。從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統治的結局只有兩個，其一是在文化上反過來被征服，如羅馬和滿清；其二就是秦國這樣的二世而亡。孫皓暉拿歷史上落後戰勝先進這樣的例子來鼓吹暴力，就可以看出他在文化價值取向上存在的嚴重問題。更為嚴重的是，對弱秦稱霸的描述和肯定，完全可能被讀者對應到我們今天中國的現實。中國是一個後起的大國，現在正處於這樣的一種處境之中。按照《大秦帝國》傳遞出來的信息，就可能造成這樣一種理解：等我一旦強力崛起，我就要用暴力把你吃掉。這樣的想法在一些民族主義情緒濃厚的中國人身上存在着，很令人擔憂。

　　一切專制主義者總喜歡以「集體」、「國家」、「民族」的名義，推行統治者的個人意志，剝奪人民大眾的權力和利益。暴力崇拜也往往和集體主義、國家主義聯繫在一起。孫皓暉在他的回應文章中說：「某個時代某個國家的政府，為了抗擊外敵侵略，領導人民奮起反擊，民族為之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一個國家要發展國防，要修建大型國防工程，國家耗費了很大的財力，工程也死傷了很多民眾。」這裏我們要指出兩點：一，秦朝所發動的統一六國的戰爭是侵略戰爭還是防禦戰爭？二，秦朝所修築的國防工程，以及同時修築的秦始皇陵墓，究竟是來自一個專制君主或專制集團少數人的意志，還是來自所有民眾的集體意見？孫皓暉難道沒有意識到這之間的差別？難道在一種國家主義的旗號下，使用暴力就顯得很正當嗎？這裏面的問題是，當你這麼做的時候，究竟是在為國家和民族考慮，還是在為實現統治者的個人意志考慮？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有沒有發言權，人民有沒有發言權？除此之外，所謂的民族振興和無數民眾的死亡，這之間的代價是怎麼算的？以生命為貴，以人為本，還是以國家的進步為上？如果大多數民眾受苦受難，那個高高在上的國家還有什麼意義？如果按照《大秦帝國》對秦朝的理解，陳勝吳廣當時的起義就是破壞了國家和集體了。對於這一點，孫皓暉只能迴避，他不好提這個事。因為畢竟陳勝吳廣的起義的正義性還是被大家所承認的。

四、結語

　　總之，《大秦帝國》是一部歪曲史實、偽造歷史的「神話」，它出於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強國」觀念，頌「秦」挺「法」，崇拜暴力和強權，否認人道主義，否認自由、民主、法制、人權這些具有普世意義的文化價值觀。持有這種文化立場的人，在西方發達國家（如美、英、法、日等）一般來說都是些被稱為「右派」的人，如日本、德國的軍國主義分子、法西斯分子。但在中國，卻有一些被稱為「新左派」的人，承擔起了這種「強硬路線」支持者的責任，無疑，《大秦帝國》的作者也加入了這一行列。但他似乎覺得反對「普世價值」很不得人心。他在反駁批判者的文章中，把批判「普世價值」的話語改為批判「絕對精神」。然而，「絕對精神」是黑格爾哲學概念，它幫不了這位小說作者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