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之二 開國還是攘夷？以內鬥為主線才能看明白

作者：明並日月 文章來源：今日頭條

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之二　開國還是攘夷？以內鬥為主線才能看明白

一、「開國」還是「攘夷」？

　　1853年，日本發生了「黑船事件」，歷史邁進了新時代。

　　1853年6月，四艘渾身漆黑的美國軍艦出現在江戶灣，率隊提督佩里向德川幕府遞交了國書，要求日本打開國門。因為對日本國的實力和狀況都心知肚明，佩里沒有試探，直接選擇了武力要挾，將船上100多門大砲悉數亮出，並向大海轟鳴數十次。在美國堅船利砲的威脅下，1854年3月，雙方簽訂《美日神奈川條約》。

　　在美國人兵臨城下的情況下，日本人被迫簽訂城下之約，對於日本人來說無疑是奇恥大辱。面對這種局面，日本應該如何應對，國內很自然產生了「開國」和「攘夷」兩種策略。所謂「開國」，即改變閉關鎖國的狀態，與外國通商，吸收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制度；而「攘夷」則與「開國」相對，即保持日本閉關鎖國的狀態，拒絕與外國通商，保持日本政治、經濟和技術上的原始面貌。

　　那麼，在日本的主要政治勢力中，誰支持「開國」呢？

　　德川幕府是支持「開國」的。作為日本國家的當家人，德川幕府對於當時的日本和列強之間的差距有着深刻的認識和直接的感受，他們主張開國不足為奇。作為佐幕開國的代表人物，日本思想家佐久間象山持一種「大攘夷」的觀點。他認為：要潛心學習西洋一切的先進學術，等到我們變得比他們更強大時，再以堅船利砲將之一掃而出，大約類似於中國所謂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雖然佐久間象山對所謂的「小攘夷」嗤之以鼻，但是其實他的觀點是着着實實的「開國」政策，而他所謂的「小攘夷」在日本國人的眼裏才是真正的「攘夷」。

　　那麼，誰支持「攘夷」呢？

　　日後推動「明治維新」的天皇、薩摩藩、長州藩等政治勢力都是支持「攘夷」的。

　　天皇是支持「攘夷」的，京都的公卿們在這個問題上和天皇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早在黑船來襲之前8年，剛剛即位的孝明天皇就在《意旨書》中表達了面對洋寇應該採取的戰略方針，他要求德川幕府「對洋寇不侮小寇，不畏大賊，施以良策，保神州之無暇。」總而言之就是禦敵於國門之外。1856年7月，美國首任駐日公使哈里斯抵達江戶，一俟到達江戶就開始與德川幕府談判，要求日本與美國訂立通商合約。對於此事，孝明天皇表達了強烈的反對，甚至表示：「任閣老上京如何游說，固否決之——夫異人之輩不聽者，其時攻之可矣，此為朕之決心。」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一不合意就開戰、做好了要玉石俱焚之準備的樣子。

　　除了天皇和公卿，外樣大名強藩也都是支持「攘夷」的。明治年間的著名畫家早川松山有一幅名為《生麥之發殺》的浮世繪作品，反映了發生在孝明天皇時期著名的「生麥事件」。1862年9月14日，四個英國人在生麥村（現橫濱市鶴見區）的東海道上結伴騎馬而行。在路上，他們遇到了薩摩藩藩主的監護人島津久光和他的700人儀仗隊。儀仗隊站滿了整條道路。按照慣例，平民如遇到大名的儀仗隊，須下跪及退讓。四個英國人正在討論是否要讓道，馬歇爾夫人的馬突然受驚衝入儀仗隊，查理斯的馬緊跟着跑了過去，島津衞隊的奈良原喜立刻拔刀砍傷了查理斯，後面擁上來的衞士則殺死了他，並重傷了其他兩人。薩摩藩的武士頗有騎士風度，肇事者馬歇爾夫人基本上毫髮無損。在《生麥之發殺》這張畫中，洋人形容猥瑣，驚慌失措；而武士們孔武健碩、正義凜然，充滿陽剛之美；島津久光站在一旁，面對亂局手扶鋼刀，氣定神閒、從容不迫；卻又保持警惕、似乎能夠隨時投入戰陣；他的神態剛毅嚴正，一副大將風範、英明蓋世、民族英雄的樣子。

　　長州藩更是激進。1863年5月10日，長州藩的攘夷志士不顧總奉行的勸阻，無視幕府的命令，砲擊馬關海峽的美國商船「彭布洛克」號；5月22日砲擊法國軍艦「凱頌」號；三天後，又砲擊荷蘭軍艦「美杜莎」號。孝明天皇聞訊後，大喜道：「為了揚威海外，繼續發奮吧！」

　　除了外樣大名，在德川勢力內部，同樣有「攘夷」政策的支持者，水戶藩就是其中的代表。親藩大名是與德川家有血緣關係的藩領，在這之中有着「御三家」之稱的尾張、紀伊、水戶藩最為重要。御三家制度由德川家康所創，其義在於當將軍家沒有後繼者之時，以水戶家作為大名繼承人產生的監督，而繼承人則在紀伊、尾張兩家產生。此後又確立了御三卿的體制，其家格僅次於御三家，而且由於血緣更近，所以在繼承將軍之位時擁有更大的優先級。在「黑船來襲」之時，水戶藩的藩主德川齊昭就是幕府中「攘夷派」的領袖。正因為德川齊昭是堅定的「攘夷」論持有者，當時執政的老中阿部正弘，任命他為「海防掛」，主持海上作戰事宜。他的兒子、後來的德川幕府將軍德川慶喜從小就接受了正宗的水戶學問與藩風，他的老師是會澤正志齋和青山延光。會澤正志齋是被視為尊王攘夷論經典著作之——《新論》一書的作者，青山延光則是藩校「弘道館」的主任教授、史局「彰考館」的總裁。德川齊昭去世後，德川慶喜很自然成為攘夷派的領袖。安政六年（1859年）6月，井伊直弼在未獲得天皇准許的情況下同美國總領事哈里斯簽署了《日美修好通商條約》。聞知井伊擅自簽約，已經成為攘夷派領袖的德川慶喜自然拍案而起，面責井伊，展現了他的政治立場。

　　「黑船來襲」之後，日本和中國一樣面臨着千年未有之變局。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國內的思想情況極為複雜，除了「開國」與「攘夷」之間的鬥爭之外，還有「尊王」和「佐幕」之間的鬥爭和矛盾。甚至還有一種思想叫做「公武合體」，主張幕府和天皇合作共贏。在攘夷紛紛失敗之後，「公武合體」還曾經成為主流思想。一般而言，「佐幕」是與「開國」結合在一起的，「尊王」是與「攘夷」結合在一起的，形成針鋒相對的兩個派別。但是這也不是絕對的，比如新選組的局長近藤勇就持有佐幕攘夷的思想。

　　二、喊着「攘夷」是口號，要把幕府拉下馬才是真心

　　日本國家受到了外國人的武力威脅而開國，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從樸素的民族感情而言，「攘夷」是正常的思想傾向。「生麥之發殺」這樣一幅繪畫作品所體現出的正是廣大日本人民的政治傾向和樸素的愛國情感。而攘夷志士們前仆後繼地展開「天誅」，刺殺洋人和「開國」派要人，同樣是這種政治傾向和愛國情感的體現。在這種環境氣氛下，很多政治人物選擇順應民間的情緒，高舉「攘夷」大旗，以提高自身的政治威望，動搖幕府的統治和威望。但是作為高層統治者，無論是天皇、幕府，還是各個藩國的上層統治者，顯然看得更深，想得更多，從實踐中的體會也更深。他們的選擇，絕非簡單的「攘夷」和玉碎，而有着更多複雜的考慮。考察那一段時期的日本政治，雖然「開國」和「攘夷」表面上是最為激烈的衝突，但是其實「開國」，或者說是「大攘夷」思想才是當時唯一的選擇或出路。而在實踐中，最為核心訴求的卻絕非這兩種思想或政策方針的衝突，最為核心的衝突是——權力的獲取。簡單一句話——攘外必先安內。

　　1853年，黑船來襲。在美國人的武力威脅下，德川幕府最終選擇了「開國」。一時間，日本國內風起雲湧，天皇、薩摩藩、長州藩、水戶藩都蠢蠢欲動，先後立起「攘夷」的大旗，成為幕府政策的反對者。天皇作為千年傀儡，薩摩藩、長州藩作為幕府政治體系邊緣化的勢力，他們的選擇都情有可原。而水戶藩選擇「攘夷」，則是因為爭奪將軍職位的失敗及藩學傳統。

　　第十二代將軍德川家慶是御三卿之一橋家的後代，他又替已經斷嗣的一橋家尋找了後代。這個過繼給一橋的孩子就是水戶藩德川齊昭的兒子德川慶喜。德川慶喜背靠水戶藩的政治資源支持，在血統上又是德川幕府將軍位置的有力競爭者，成為那個時代舉足輕重的風雲人物。德川家慶兒子雖多，卻只有一個長大成人，而且很可能患有某種疾病，並不能勝任將軍一職，健康頗成問題。

　　同樣是在1853年，德川家慶撒手人寰，他的病兒子德川家定繼位，而德川家定沒有後繼人，因此下任將軍的繼嗣人選成為重要的問題。幕府官僚系統當然不喜歡和他們唱反調的水戶家，支持紀州藩主德川慶福繼任；而德川慶喜一時間成為了所有反對幕府統治的勢力——天皇、薩摩藩、長州藩等勢力共同屬意的將軍候選人，加上水戶藩在幕府中的勢力和影響力，實力同樣不容小覷。鬥爭的實質成為幕府官僚系統和地方雄藩、天皇之間爭奪權力的鬥爭。

　　1858年（安政五年），由於在《日美友好通商條約》簽字問題和將軍繼嗣問題上，一橋派、尊攘派掀起的反對運動日益激化，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接連採取鎮壓措施，史稱「安政大獄」。包括一橋派的德川齊昭、一橋慶喜、松平慶永、德川慶恕等人在內，受株連的有公卿、大名、幕吏、志士達一百多人，吉田松蔭、橋本左內、越三樹三郎等八人被處死刑，尊攘派的氣勢被打壓了下去。一般認為，「安政大獄」是幕府內部「開國派」與「攘夷派」之間的政治鬥爭。然而，支持「開國」的越前藩也在壓制之列。說明鬥爭的本質還是幕府官僚系統和地方雄藩、天皇之間爭奪權力的鬥爭，而不是什麼「開國」和「攘夷」的鬥爭。

　　然而，在民間，攘夷的呼聲一直很高。出於對幕府「開國」政策和幕府本身的不滿，當時有大量武士潛入江戶，暗殺幕府「開國派」要人。1860年井伊直弼被暗殺，就是這些尊攘志士的一次傑作。隨着「開國派」的要人紛紛被暗殺，特別是強人井伊直弼被暗殺後，開國派一時無人出頭，尊攘派又一次擡頭。

　　高漲的「攘夷」熱情，推動着日本和洋人們爆發了戰爭。一直高舉「攘夷」旗號的地方雄藩——薩摩藩和長州藩自然首當其衝，洋人們也有意拿這兩個「攘夷」帶頭人開刀，槍打出頭鳥，擒賊先擒王。於薩摩藩是「薩英戰爭」，於長州藩是「砲擊下關」。戰爭中，洋人們的堅船利砲和自身遭受到的巨大損失，使得薩摩藩和長州藩的上層本來就不那麼熱衷於「攘夷」的頭腦更加清醒了，在思想上更加傾向於開國，「公武合體」成為一時的思潮。

　　「開國派」失勢，奪取優勢的所謂「攘夷派」，終於大權在握。他們將一橋慶喜（德川慶喜）扶上了「將軍後見」（將軍輔佐人）的寶座，並立即撕下了他們「攘夷」的面紗，紛紛轉向「開國」。

　　三、選擇「開國」，鎮壓「攘夷」，「公武合體」瓦解，依舊是爭權奪利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 　　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 　　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

　　剛剛取得優勢，為了到手的權力分配，原先的尊攘派自己內部先鬧翻了。

　　首先是薩摩藩向長州藩和激進尊攘派的公卿亮出了鋼刀。1863年8月18日，薩摩藩、會津藩、淀藩三路藩兵封鎖了皇宮六門，禁止激進尊攘派的公卿三條實美等「奸人」進宮參拜。在隨後召開的藩主會議上，又決定解除長州藩堺町門的守衞，並命令長州藩撤出京都。長州藩就這樣猝不及防地被趕出了京都，並在此後一段時間成為天下公敵，受到各方的討伐。

　　而已經成為「將軍後見」的一橋慶喜對於曾經擁護自己的外樣大名雄藩心存忌憚。1863年，在新的權力機構——參預會議上與作為外樣大名大哥大的島津久光激烈爭吵，鬧掰了。隨着1866年第14代將軍德川家茂的離世，幾經搖擺的一橋慶喜最終還是繼承了幕府將軍的位置，和德川幕府合體了，成為了他曾經反對的德川幕府最重要的一部分。

　　幕府衰微，地方諸藩率領藩兵入京，孝明天皇大喜，自以為擺脫幕府、號令天下的時代來臨了。然而，現實卻給了他沉重的一擊。所謂「尊王攘夷」，「攘夷」是一塊遮羞布，「尊王」又何嘗不是一塊遮羞布。諸侯入京後爭權奪利，又何嘗聽取自己所尊之王——天皇之一言。沒有實力的天皇，依舊說話跟放屁一樣。出於對草莽尊攘的厭惡，天皇甚至把尊攘派的計劃透露給幕府，誘發了「八一八」政變的爆發。為了自保，曾經高舉「攘夷」大旗的孝明天皇，隨即以「攘夷派」「盲目行動失和於列國、妄興倒幕之師並非自己意願」為由，將所有責任推向長州藩，一推四五六，推了個一乾二淨。

　　一橋慶喜曾經是「尊攘派」的領袖，現在又繼任了幕府將軍一職，按理說這是「公武合體」最好的時機。天皇由於受到了諸藩入京的教訓，深感這些「草莽」還不如幕府靠譜，也有意「公武合體」。一時間，「公武合體」熱熱鬧鬧，似乎就要實現。然而，「公武合體」的核心仍然是權力。「公武合體」之後，到底誰說了算？「公（天皇）」說：我說了算；「武（幕府）」說：我說了算；諸雄藩說：我們說了算。最後，還給靠實力說話，「公武合體」瓦解。

　　薩摩藩，在這一出出爭權奪利的大戲中始終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先是排擠了長州藩，給長州藩以重創，致使長州藩諸士對薩摩藩恨之入骨；後又被一橋慶喜排擠。當一橋慶喜打算借打擊長州藩以樹立威望、以便在日後的諸侯會議中占據有利地位時，薩摩藩又反過來幫助長州藩。1865年，薩摩藩和長州藩結成著名的薩長同盟。真正演繹了什麼叫做「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通過這次結盟，薩摩藩、長州藩等雄藩，最終擊敗幕府，終於開始主導日本的命運。

　　總而言之，在當時的日本諸主要政治勢力中，除了幕府誠實的「佐幕」「開國」，以及天皇本人真誠的「尊王」之外，其餘政治勢力在「攘夷」、甚至「尊王」問題上，無一不是掛羊頭賣狗肉，欺騙日本人民樸素的民族情感，在「攘夷」的問題上推波助瀾，以攪亂局面、給幕府添麻煩、動搖幕府統治為要旨，根本不負任何責任；他們借助尊攘志士的鮮血染紅自己的大旗，一旦獲取權力，尊攘志士失去利用價值，又反過來對尊攘志士舉起屠刀。天皇推卸責任給長州藩，土佐藩主山內豐信鎮壓土佐勤王黨，水戶藩鎮壓天狗黨，長州藩屠殺尊攘志士，薩摩藩在寺田屋鏟除精忠組，都屬於此類。

　　四、大一統的大清，施政更具有連續性、一致性和針對性

　　大清朝廷作為當時世界上封建專制主義最為發達的國家，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沒有地方獨立勢力爭權奪利，掛羊頭賣狗肉，整得國內一片雞飛狗跳，混亂不堪；沒有傀儡天皇總是發布一些別有用心的、具有挑逗性的號令，希望成為另一個中心。晚清朝廷的政策連貫性相當的好，政治人物的爭權奪利只涉及權力的變更，不涉及施政方針的變化，主要政治人物的施政也頗見章法。

　　公元1861年，發生了「祺祥政變」，顧命八大臣被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訢等人聯手拿下，為首者肅順被處斬。一直在肅順羽翼下的漢人大臣曾國藩慘然曰：「此冤獄也，自壞長城矣。」他擔心肅順施行的重用漢臣的方針受到影響。然而，掌權後的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幾乎完全繼承了肅順等人的施政方針，繼續重用漢臣，實施開國。由於太平天國的覆滅，反而更進一步，開啟了「洋務運動」。

　　四年後，恭親王被兩宮皇太后免去了議政王職務，但是政治路線依舊沒有改變。

　　光緒十年（1884年）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藉口奕訢「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職務，奕訢集團全班人馬（武英殿大學士寶鋆、吏部尚書李鴻藻、兵部尚書景廉、工部尚書翁同龢）被逐出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然而，繼而掌權的醇親王奕譞和禮親王世鐸依舊沒有改變施政方針。

　　一般認為，慈禧太后是保守派的代表。然而，作為朝政長時間的實際最高掌權者，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等人實施的「洋務運動」，若無她的支持與首肯，怎麼可能在神州大地上施行；若無她的首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漢人大臣，怎麼可能掌一省之權柄。

　　當然，在洋人的堅船利砲之下開國；洋人、洋物、洋風進入中國，和中國傳統的人、物、習俗自然會產生一些抵觸；更兼之一部分洋人及其信徒、買辦，仗勢欺人，欺壓國人，有一些事情甚至令人髮指。這些事情都會在民間引起強烈的反彈情緒。但是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控制下，大量的反彈事件都被壓制，雖然有可能犧牲國人的利益。沒有發生像日本那樣，攘夷志士不斷製造血案、衝擊使領館，甚至主動攻擊外國軍民艦船的事件。

　　當然，像慈禧太后這樣的統治者，也會利用民間的攘夷情緒，利用義和團等民間運動與洋人對抗，出了問題後又反過來屠殺義和團。作為封建統治者，她和日本的那些封建統治者沒有多少區別。

　　但是，開國改革和重用漢臣，始終是晚清的主旋律。

　　那麼，問題來了。

　　為什麼國內一片亂哄哄、分裂爭鬥、政策搖擺的日本能夠改革成功，形成君主立憲的局面，走上資本主義社會的道路；而相對而言內部統一、政策連續性好、針對性強的大清，怎麼改革就走向末路，最終玩完了呢？